法律教育的一種看法

法律教育委員會自去年五月在渝成立以來，迄今已逾一年，前兩次開會，承各位先生多所規畫，已爲法律教育開闢了未來發展的途徑，所有各項重要決議案，業經本部儘量採擇施行。茲將實施情形，簡略報告如下：

（一）關於法律系之科目　已照第二次會議的決議案加以修訂，兼採混合制及分組制，通令各校施行。適值復員時期，各校因師資設備均不易，且不便立時擴充，故能全採分組制者，尚無一校。但希望在復員以後，各校都能逐步推進，達到我們所預期的目標。部中對這方面自當盡力督導，予以扶助。

（二）關於法律系之增設　本部已在多方推動，現在同濟、浙江、河南及重慶四大學，都已增設法學院，且都專重法律，不設政經等系。我們希望繼續推進達到大學必有法學院，法學院必以法律系爲骨幹，乃至法學院專研法學，不設其他學系之目的。爲顧全目前情形起見，故將法學院分爲兩種：一、專研法學不分系；二、法律系之外，可設政治經濟等系。惟對增設獨立學院一節，部中尚擬加以考慮，不即實行。因爲創辦一個獨立的法學院，較在原有大學內添設一院，往往費事費力，頗不經濟。且依歐美成規及實際經驗，法學院設於大學裏面，較易擴大學生眼光，激發研究興趣，增厚學術空氣。獨立設置，則師生囿於環境之偏窄，難免孤陋寡聞。故增設獨立的法學院一事，只可視爲過渡時代不得已的辦法，究非盡善之制。

（三）關於師資之培養　目前法律人才，異常缺乏，法官律師都不夠用，大學教授不但需要熟悉法條，且須深明法理。處於國際交通空前發達之今日，尤須通曉聯合國內各主要國家之法制，以期知己知彼，消除隔閡。故無論就質的方面或量的方面而言，師資之培養，實爲當前急務。師資不足，則一切發展計劃最多祇能得到一種形式上的成就，不能獲得實質上的效果。此次本部舉辦的公費留學生考試，法律一科共有十三名，比其他任何學科之名額爲多。明年經費如有辦法，擬再增加法科留學名額。不過最主要的師資訓練，還應當由本國大學自行負責。近數年來有幾個法學院已附設了研究機構，招收大學畢業生來從事研究。此種辦法，就培養師資而言，雖屬重要，却非必要，且非最好辦法。外國大學訓練師資，並非訓到後起之秀得稱碩士或博士爲止，他們的最普通辦法，是先增加研究設備，講求研究方法，由大學教授主持，領導講師助教跟着工作，如此數年，較有希望的講師助教，自能獲益不淺，循序升級。現在我們的助教多數不教課、不研究、不學習，硬靠服務年資來升級，實屬浪費人才，降低教授水準。此種風氣，必須糾正，我們要使助教變爲學校中最忙的人。

一年來本部對於法律教育的主要設施，及其辦理方針，略如上述。今天法律教育委員會又開第三次會議，各位先生一本過去兩次會議時所表示的熱忱，定有許多高明的指教，個人先有一點意見，想就正於各位先生：

現在抗戰已勝利結束，我們要以全力向建國之途徑邁進。講到建國工作，眞是千頭萬緒，不過厲行法治，應當是最迫切的基本要務。我們要建設的新中國，是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。可是要談民主，須先談法治不可。不以法治爲基礎的民主政治，是無根基的。我們知道民主政治的必備條件，是先確立代議制，而代議制的中心作用，則是制定法律。全國上下，能共同遵守法律，是爲法治。倘使法律不能維持其尊嚴，代議制就失其作用，民主政治亦就失其意義，不是成爲獨裁政治，便是成爲暴民政治。所以我們如要建設一個眞正民主的中國，非從厲行法治，建立社會的法律的秩序做起不可。

現在我們中國行政不能納入正軌，和其效率的低微，以及社會的紊亂，良用隱憂。考其原因，雖不止一事，但是公務人員的法律訓練不足，和一般人缺乏法律觀念，實爲守法精神普遍鬆懈的主因。環顧歐美各國之行政人員，大多數是專習法律出身者，就是工商與社會事業，亦由法律家來參加或主持，甚至技術性質的公務人員，亦多受過相當的法律訓練，所以他們的政治社會，莫不秩序井然。須知管理眾人之事，而欲求其條理清晰，不講方法是不行的。法律之法，實即方法之法，所以一切法律、條例、規程、章則之類，察其內容，無非是謀消極的避免衝突，積極的促進合作，也就是謀眾人相處而得相安的方法。這種方法，著成條文則易於共守。養成習慣則不待強制與處罰，民主政治乃是和平協商的政治，不是濫用權威的政治，故尤需要每一官吏，每一人民，都能執法如山，守法維謹。

我國自漢武以來，二千多年的社會，端賴儒家的禮教觀念來維繫。盛唐以後，始有較爲可觀的法治，但是「德主刑輔」的觀念，業已深入人心。在當時這種單純的農業社會裏，尚可勉強應付，到了清末，歐西文化輸入，首先受影響的便是我們賴以維持社會秩序的禮教。從此禮教觀念，日漸淪落，而法律的秩序，又建立不起，以致整個社會陷於無秩序的狀態中。近數年來，一般人在重建禮教方面，確曾盡了很大的努力，這當然是針對時弊的良謨。經過了八年抗戰，一般社會的道德水準尤見低落，於今挈其將墮，提其不振，自亦有其必要，但若以爲社會秩序之建立，只要恢復我們固有的道德便可，這確有商討之餘地。須知專靠道德來維持社會秩序，在歐洲已是數百年前的往事。在今天這樣複雜的社會，要想僅恃一些道德教條來維持秩序，實屬無濟於事，我們重視現實，必須信賴具有客觀性、確切性、普遍性的法律。到了守法成爲習慣之後，如果有人願意恢復禮治，也許是更容易見到效驗。

這樣的說法，不是輕視道德。因爲法治的最高目標，本是求合道德。就本質上說，法律規範也就是道德規範，二者原無區別。學者講到他們的不同之處，似僅限於動的形態方面。方孝儒有句名言：「廣仁義而寓之於法，使吾之法行，而仁義亦陰行於其中」。這竟是以行法爲行仁義之方式。不過寓於法律的仁義，乃是推廣了的仁義，亦即所謂客觀的大仁大義，自與主觀的泛泛的仁義有其區別。這種幾微的區別，在學理上雖可辨析毫釐，但在現實的行事上，却很容易混淆。不少的爲非作惡之徒，就利用這混淆不清的概念，把泛泛的仁義來作掩飾，以從事於賊害那些寓於法律的仁義。社會不察，竟常予以同情，以致是非不明，法紀不振，而有傷於世道人心，所以在今日建國途中，專事高呼幾個空泛的道德名詞，非但不能奏效，恐適足爲不肖者竊用，而其流弊所及，可以成爲倡言法治的一大抵消力量。我們必須正本清源，一面排除這種抵消力量，一面厲行法治，而行大仁大義之政。

我覺得現在的學校教育方面，亦多少受了這種錯誤觀念的影響。中小學校和師範學校的公民教材，對於道德方面的啓示，果然不夠，但在另一方面，又很少有關於遵守法律的訓導，或雖有之，而不夠強調。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。在我們中國人的目光中，常把法律看做一種專門的應用學科，並沒有把它當做一種高深學問，尤其沒有把它當作人人應當具備的普通知識。惟在歐美諸國，則的確是把法律視爲極有價值的高深學問。不過他們的社會，早已充塞了濃厚的法律空氣，陶養於這種空氣裏面的人民，不期然而然的就會隨時隨地呼吸到法律的氣息，而會具有法律的意識。所以他們的學校教育，即使不注意去灌輸法律意識，也是沒有大妨礙的。中國的情形，則完全不同。社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，很少能有濃厚的法律意味，如若學校教育再不負起灌輸法律意義的責任，中國將無進入法治境地的一天。面對着這一重大任務，學校教育固然重要，而社會教育尤其重要。倘若社會教育有一天能整個的負起這責任來，那麼學校的法律教育，更得進步了。

我們常以「法制」兩字連貫的講，剖析說來，欲建制必先建法。人人有法的觀念，其行爲自有法的軌範。社會如此，政治如此，制度纔能樹立，纔能保存，纔能改進。我們針對目前法律教育的需要，應當共同不斷的研討，從而把法律教育推廣到整個社會，這是我們的任務。